导言
20世纪以来，德国的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争议与惊叹。年5月，WolfgangStreeck在《伦敦书评》发文，对德国经济成就与现状进行了分析，与此同时，对三本相关书籍作出了评述，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德国经济现代化中的偶然与必然，以及今日德国在欧盟中的复杂角色。这三本书分别为，维尔纳?庞普：《德国19世纪20世纪经济商业史》（WernerPlumpe,GermanEconomicandBusinessHistoryinthe19thand20thCenturies.）、大卫?奥德来茨，艾瑞克?雷曼：《德国的七个秘密：全球动荡时代的经济韧性》（DavidAudretschandErikLehmann,TheSevenSecretsofGermany:EconomicResilienceinanEraofGlobalTurbulence.）、弗朗茨?约瑟夫?迈尔斯：《欧债危机中的德国：柏林寻求一个更加完美的货币联盟》（Franz-JosefMeiers,Germany’sRoleintheEuroCrisis:Berlin’sQuestforaMorePerfectMonetaryUnion.）
二战后，被列强瓜分侵占的德国，在短时间内重建并崛起，在历史上被称为“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对此现象的解释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是“新结构理论”，认为战后封建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消失、社会精英结构的重构、以及劳资结合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为德国迅速推进资本主义现代化扫清障碍；另一种是理论是弗莱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主张自由经济理论和有限国家干预原则是保障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成功的基础。对此问题，结合维尔纳·庞普的译作，作者Streeck更倾向于新结构论，认为高附加值产品的集中生产与出口模式是德国战后经济腾飞的强劲引擎。
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欧洲，德国身处风暴中心却岿然不动，作者Streeck将其视作德国的第二次“经济奇迹”。大卫·奥德来茨和艾瑞克·雷曼试图在《德国的七个秘密：全球动荡时代的经济韧性》一书中揭示德国成功应对此次危机的内部变革措施，但Streeck却不以为然，直截了当地指出，德国之所以独善其身，得益于欧元体系为其提供的欧洲垄断市场和汇率优势。但欧元货币制度一方面扩大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会加剧联盟的分裂动荡。德国政府对此的态度也相当矛盾：作为欧盟主导者，它号召各国效仿自己推行结构性改革，以解决欧元区根本问题，维护共同货币制度；作为竞争者，它也不愿缩小与其他成员国的差距，牺牲唾手可得的利益。
正文
德国，是如何在年代从所有国家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民主资本主义“模范德国”，并在21世纪成为欧洲大陆无可匹敌的政治经济强国的？任何疑问都能从布罗代尔的“大历史观”（longuedurée）中找到解释。该历史学派主张，毁灭即进步，彻底的灾难也能成为一种持续的福佑——因为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种创造式毁灭。年，无条件投降迫使德国（或“西德”）进入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所称的、其它欧洲国家从未经历过的“第二轮资本主义转型”。德国的触底反弹是一次面向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剧烈推进，它急速而短暂地使国家从魏玛议会制的轨道转入社会结构裂变的痛苦之中。原先的政治统治与社会团结如同封建枷锁，不仅抑制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还以不同形式的地方示威阻碍了资本主义理性化在其它欧洲国家的发展。
△德国战后重建CDU选举海报
推进西德现代化进程的诸多事件中，吸纳难民尤为关键。尽管西德地理面积只占了战前德意志帝国领土的近二分之一，它的人口却由约五分之一由上千万来自东欧的难民、被驱逐者构成。虽然其中一些人终生都活在孤立、萧条与困顿中，但仍有一部分人破釜沉舟，决心融入这个新的国家并在此建功立业。移民涌入永久性地打破了德国传统社会的肌理。从那时起，社会被分为城市人与农村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左派与右派。延续百年之久的地区生活方式及社会文化遭遇冲击，自然引发了本地人顽强的抵抗。但最终，新来者凭借自身的技能与勤奋为新祖国建设添砖加瓦，当地居民也不得不容忍他们留下发展。自此，西德成为一个有独特竞争力的精英社会。
德国战后迅速崛起的原因不止于此。拉尔夫·达伦多尔夫（RalfDahrendorf）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下面这一原因的：东方贵族（即容克地主阶级，马克思·韦伯认为他们是阻碍德意志帝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路障）与共产主义反对党这两股力量的拉扯曾经拖垮了魏玛共和国，而它们在战后西德销声匿迹。年暴乱后，容克贵族遭到纳粹政府大规模屠杀，剩下的也被苏联红军或杀害或驱逐。共产党在苏维埃政府支持下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年共产党被西德宪法法院宣布为非法，在西方的势力受到重创。一度抵抗资本化的极端保守势力和潜在的进步力量都被消除，剩下的只有社会民主党（SPD）和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两股中间力量。基民盟前身是魏玛时期天主教中心党派，它顺应战后西德地区本土各宗教团体被打破的形势，不分教派地吸引了基督教徒。纳粹党政治力量的消亡以及盟军对德国工业巨头的钳制（尽管不久就对其放松压制以助力 ）也促进了西德的现代化。战后西德的发展以生产力强大的双轨制为主导，政治上极度简化，经济上剔除了普鲁士庄园制度的寄生：一边是南部、西南部地区及莱茵地区的小企业经济，一边是鲁尔区的大型工业集成带。（虽然工业实业家受到监控，但英国方面为团体及工人参与管理提供了积极权利，尤其在煤炭钢铁企业中）
菲利普·曼瑙（PhilipManow）认为，比起这些新结构理论，弗莱堡学派及其团体倡导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的影响力被高估了。秩序自由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战后德国的重要经济原理，是哈耶克和米斯的激进市场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温和变体。它继承了新教社会理论，以良性竞争为核心，与复兴的莱茵河天主教合作主义共生，并在统一的政治团体运动中迅速融为一体。降低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变直接控制为间接监管，成为纳粹独裁垮台后的一种主流经济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赋予资本绝对自由，或任由市场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根据秩序自由主义的观点，竞争是制约市场力量的工具，它只应用于产品市场而非劳动力市场，仅到后期才作用于资本市场。因此，它得到了贸易联盟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的支持。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掌权的天主教派延续着北京治疗白癜风三甲医院白癜风症状图
转载请注明：http://www.royalmint168.com/eyhzyy/339.html
